如果李登輝是台獨主張的教父，不妨來比較看看國父當年對建國的理想。尤其，某報天天在「創造歷史」，我們不得不一再回去歷史中挖掘。
1911 年 4 月（農曆 3 月），一位 24 歲的青年，在趕往廣州赴死途中，在一塊手帕上寫下了給妻子的訣別書，這封書信讓後世之人讀之無不潸然淚下，油然而生浩然正氣，這是林覺民的《與妻訣別書》。其實，參與黃花崗之役的幾乎都是像林覺民這樣的青年志士：出身名門的富二代、留洋的知識份子。
由於青年大多是從未經過武術或軍事訓練的書生，此役最後失敗也在意料之中。但沒有料到的是，他們的壯烈犧牲激發了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熱血，而在不到半年後的武昌起義中，終於推翻滿清，創建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。
是怎樣的時代，讓林覺民這樣原應前途遠大的青年竟選擇從容就義、棄父母妻小於不顧？
當時的中國隨時有被列強瓜分的危險，僅僅因為沒有分得利益的美國從中阻擋，主張中國門戶開放，清廷才能苟延殘喘。正如林覺民書中所謂「瓜分之日可以死，奸官汙吏虐民可以死，吾輩處今日之中國，無時無地不可以死」。
而孫文對這些青年的影響是什麼呢？
據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嚴昌洪研究指出，根據打響第一槍的熊秉坤後來回憶，起義前夕，當天晚上軍隊裏面比較騷動，有個隊官就問他，今天晚上會不會有什麼行動呢？他說有可能吧，聽說三十一標要發難。他又問是不是孫黨呢？熊秉坤說當然是孫黨了，全國的會黨都是孫黨，發動的肯定是孫黨。
在陽夏保衛戰時，有一個下級軍官叫甘績熙的，他有一天晚上看到夜空中有一顆很亮的星，就問戰友：「這是不是孫文的將星？」戰友說可能是，不是孫文的將星，怎麼會那麼亮呢？這說明戰士們在最艱難的時候想到的是孫中山，是孫中山的革命精神鼓舞著他們戰鬥。也就是在思想上都自覺承認自己是孫中山的兵。
孫中山在自傳中亦稱：「武昌起事第一日則揭櫫吾名，稱予命令而發難者。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，乃以改良政治為目的，決非無意識之暴舉，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。」
由此可知孫文對當時革命志士的影響力。
然而，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，有些人回顧當年國父的革命活動，有很多不同的意見。
有人認為，國父未必是創建民國的領導者，而是有許多先賢先烈共同創下的偉業；有人認為，國父領導革命當時，清廷已準備立憲，如果選擇君主立憲，就可避免民國成立後軍閥混戰、日寇趁機入侵的情形；在台灣，則有更多人認為，我們是台灣人，不是中國人，何須紀念國父與黃花崗烈士？
對於第一個問題，確實，革命的成功絕對不是一個人可以辦到，而是集眾人之力。
除了國父手創的興中會與同盟會，還有許多其他的革命組織，例如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文學社與共進會。不過，文學社與共進會均與同盟會關係極深，其重要幹部多是同盟會同志。文學社與共進會所以能攜手起義，也是同盟會的宋教仁從中撮合。
孫文的影響力不只在國內，在海外，孫文也早被認定是革命的領袖。
武昌起義隔天，英美各地的報紙都刊出消息，時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孫文沒有立刻返國，而是決定前往華盛頓，遊說美國務卿諾克斯（Philander C. Knox）不要支持清廷。途中見到報紙，載有「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，擬建共和國體，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」的文字，而就在前一天，丹佛的報紙還刊出，清廷「懸賞10萬美金要孫的人頭」。
第二個問題：當時是應採行君主立憲還是革命建立共和比較好？
這是個相對困難的問題，但就當時清廷的現況來看，鴉片戰爭以來，列強貨品大量向清傾銷，清廷又不能提高關稅自保，工商業備受摧殘。社會經濟破產，民不聊生。1901 年又簽訂《辛丑合約》，清廷同意賠各國白銀 4 億 500 0萬兩，是清末一年收入 8000 萬兩的近六倍，財政負擔極為沈重。
不只財政經濟破產，當時列強各據租界，瓜分之勢雖在美國出於維護己身商業利益、力主維持中國行政領土完整下暫歇，但各國聯合行動的能力卻更加強化，八國聯軍就是一例。中國已是名存實亡。
清廷立憲的誠意與能力如何呢？當時，清廷提出一份皇親內閣，令立憲派大失所望，轉而倒向革命派，成為武昌起義的一支主力。
最後一個問題：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？我們還需要紀念開國的國父與先烈嗎？這個問題既困難又簡單。困難是因為：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，在民主社會，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國籍。簡單是因為：只要問問自己說的母語源自哪裡就知道，我們是中國人。
只因為反對國民黨或反對中共，就否認自己的祖先，這是很悲涼的事。
中國有五千年歷史，是世界文明的源頭，也是人類文明的發揚者；中國更是民族的大熔爐，兩次被外族統治，但中華文化並沒有消失，而是更加豐富。中華民國今年是 105 年，中共建政更只有 67 年的歷史，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，都只是過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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